在床上一回头，我便看见了它。

它是突然出现的。先是数条细长弯折的腿，米粒大小的黑色身体藏在其中。我一怵，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向来憎恶在自己的房间里出现第二种生物，幽灵蛛当然也包括在内。然而我一度有过想养蜘蛛的想法，甚至嘲笑那些见到蜘蛛就怕得逃跑的怂货，使自己沉浸在“胆子大”的陶醉中。现在看来，那不过是爱好狼蛛黑寡妇之类好看的皮囊罢了，遇到真的便现了原形，叶公好龙也不过如此。

我不敢动，生怕它跑到床底不见了，消失的敌人相比眼前的大抵是更恐怖的。数了数的确有八只脚，那便是幽灵蛛没得错了，又好似记起它是益虫，相比前两天发现的蟑螂是好得多了。动动手指搜索了一番，发现这不仅是益虫，还是“福”，是“发财”的象征，我看是最好供起来，当成老爷哄着罢。又见到科普说它是帮助消灭蟑螂害虫的，今年家里闹蟑螂，这“福星”也大抵是有道理的，定是在床头守护我。我盯着它看，倒也逐渐可爱起来，能长这么大是除了我家不少害虫了，那也大概是认识我了，于是现在爬出来混个面熟。但我又想到未来它还要繁育一群小仔，这又让我发怵，便下定决心除掉以绝后患。

我抄起一只拖鞋，慢慢靠近。它倒也憨厚老实，不像蟑螂那般人一有动静就溜到打不着的缝里，着实下贱。它一排黑色的眼睛似的器官直勾勾盯着我；一条腿是翘起来的，像是和朋友打招呼。这又使我不忍心，退了回去，当然自己的胆小也占了大部分比重。

它仍是一动不动的，丝毫没有害怕或乱走的意思，这已经比一些人家里的狗强多了。而我又想到晚上睡着后是看不见它也控制不了它的，谁知道它会不会乱爬，这无法控制的好虫比看不见的害虫更令人浮想联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除了它。于是又抄起拖鞋，又抽了两张纸怕脏了手，又慢慢靠近。

击打声响起。

原先高耸的腿已经在墙上缩成一团，椭圆的身体探出来，微微颤动着，已经死了。我用纸将它包裹，丢入马桶，那潺潺的水声就是他的哀乐，整个下水道都将成为它的棺材。

它被我亲手抹去了，只有墙上仅有我知道的黑点是他存在过的证明。明处的蜘蛛死去了，暗处的蟑螂却唱起了赞歌。我顿时又羞愧起来，蜘蛛君又犯了什么错？它只是抓抓害虫，暗暗长大而已，它所有的错只是因为长得恶心且被我看见了。而那些藏于狭缝中阴沟里的蟑螂定会将这天定为狂欢日，继续作威作福。它们得以幸存的唯一理由便是不老实，狡猾得在我每一次举拖鞋前逃到暗处。它们的唯一天敌，也被我亲手灭了，世上的悲剧也大抵是这样该死之人不死，该活之人不活罢。

老实本分的死了，狡猾作恶的却活了，是被它的敌人救活的，因为只有好的才该被枪指着。

题记 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从来都不是女性本身的责任，长期的父权压迫与性别歧视导致大众容易被“受害者有罪论”误导，从而将女性污名化。因此，相比于用放大镜在受害者身上挑刺儿，或以莫须有的罪名二次伤害受害者，我们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利用法律、舆论等手段杜绝此类案件上，以破除这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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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咔嚓”

“唔…”

“咔嚓咔嚓”

“啊…”

“咔嚓咔嚓”

“救…我…”

“咔嚓咔嚓”

“砰！”

“咔嚓咔嚓”

---

屋顶上吊着一盏华丽的水晶灯，看似亮如白昼，却窥探不到那些黑暗的角落，也照不亮躲在角落里哭的人。

记者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眼皮迎着旁边摄像机的闪光灯不停眨动。她紧紧地盯着我的左衣领，似乎在逃避我的眼睛。

“乔小姐，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新娱乐媒体的采访。请您先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往事，冷静一下，在采访中请尽量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客观？我的想法？

这两个矛盾的词语让我不禁愣了一下，但还是顺从地合上眼。

痛苦的回忆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扼着我喉咙的手，污秽的语言，刺眼的阳光和充斥着垃圾恶臭的小巷。

我一阵颤栗，恐惧如硫酸一般灼烧着我的喉头，暗黄色的灯光透过眼皮渗入眼底，逼出了我身上的污垢和罪恶，我又是一阵地颤栗。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我连忙睁开眼睛，一切如常，记者依然职业化地笑着，但黑色的瞳仁中却流露出些许不耐烦，似乎对我的颤抖和软弱十分不屑。

我低声道着歉，记者低头看了看夹板，便开口道：“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提问了。请问是什么让您有勇气愿意把这悲惨的遭遇和群众分享？”

勇气吗？

今天早上，我刚刚从噩梦中解脱出来，进入睡眠状态，就被母亲轻轻拍醒，让我起床准备接受采访。

“我可以不去吗？”我坐在床边，抱着膝，偏着头，小心翼翼地问道。外面的鸟儿欢快地叫着，却像那嘈杂的闹钟，让人的大脑像被抽干了水分一样难受。

“不去？”母亲正在小心地侍弄着那些茁壮成长的花草，听罢奇怪地瞟了我一眼，微微叹了口气，放下水壶，走过来坐在我的床边，抚着我的头，“你不是也说过，那些被强奸的人应该勇敢地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免得别人也落到你这样的境地吗？”

落到我这样的境地？

那一刹那，我觉得母亲的手虽然温柔，却如同一颗颗砸在脑袋上的冰雹，带来久难消散的钝痛感。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只得轻轻地摇摇头，钻出母亲的臂弯，耸了耸肩，洗漱完毕便出了家门。

我微微闭了闭眼，用力推起我的笑肌，拉扯我的嘴角，说到：“我觉得既然自己经历了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有责任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对施暴者的惩罚。如果说是什么让我有勇气将这样的痛苦与群众分享，那就是一个信念——让强奸不再发生。”

我公式化的说辞在自己看来十分虚假，但记者似乎非常满意，她的手和笔随着她点头的频率在纸上飞舞着，但抬起头时，她冷漠的目光将我的心脏揉成纸团，五脏六腑随之一紧。

“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女孩们该怎么做才能摆脱这样的厄运呢？比方说改变一下着装习惯，或者行走时选择人多安全的道路？”

怎么做？

厄运？

着装习惯？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唯有如同电波一样刺耳的鸣声不停地攻击着我的耳膜。

那一天，我穿着最普通的白色T恤衫和牛仔短裤去扔垃圾，为了抄近路，翻过一堵矮墙，正要从那条与“民间垃圾场”（附近居民都会往那里扔废弃物，久而久之就成了垃圾场）相通的小巷穿过去。突然，一双汗津津的手一把捂住我的口鼻，扼住我的喉咙，手上的汗毛如钢针般刺痛着我的皮肤。

我踢蹬着，想要尖叫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似乎对我的一切举动了如指掌，也非常清楚这偏僻的小地方因为疫情的影响更不会有人路过，一句话都没有说，仅仅用他的身体就让我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他把我的身体撕成破布，把我的尊严碾成粉末，把我的灵魂切成碎片。

太阳像烧红了的铁块，直愣愣地挂在我的头顶上，似乎是要见证这样的罪恶，又像是随时将落下的惩罚，把我烧成灰烬以还世间一片清净。

天空蓝得通透，连云彩都不敢沾染这样纯净的美好，似是讽刺我的肮脏。冰冷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流出，刺激着我灼热的面部，却无法洗刷身上丑恶的痕迹。

我的手像冰块一样凉，微微地颤抖着，却感到汗液顺着我的腋窝滑落，沁湿了我的内衣。我张开嘴，小声嚅嗫道：“我…我…不知道…，非要说的话…，真的没有…”我的喉咙像被一大块甜腻的布丁堵住了，在喉头上下滑动着，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记者皱了皱眉，挂在面颊上的笑肌轻轻地抖动着，指关节一下一下地敲在垫板上，半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便挥了挥手，像在赶走烦人的苍蝇，说到：“算了，我问下一个问题吧。你觉得强奸犯应该判多重的刑呢？”

我咳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用纸巾小心地包好，轻轻地放在茶几上，记者往旁边躲了躲，低下头，搓了搓鼻子。

尴尬像蚕茧一样裹挟着我，刚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记者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便抬起头，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你觉得强奸犯应该判多少年？”

“…七年吧？”我缩着头，双手紧握着放在膝上，头发垂在脸颊两侧，像厚厚的帘子一样把我眼中的躲闪遮了起来。

“七年！”记者惊呼道，眸子中的憎恶如一发淬了毒的利箭，射穿了我的肺，“你确定吗？七年的时间里社会变化会很大，犯人出狱会跟不上的！而且你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你会遭到强奸吗？”

为什么我会遭到强奸？！

为什么我会是少数遭到强奸的人？！？

为什么强奸犯会强奸我？！？！

难道是因为我穿的是短袖衬衫和牛仔短裤？

难道是因为我选择在人少时扔垃圾？！

难道是因为我把垃圾扔在了错误的地方？！？

一阵强烈的罪恶感像鲸鱼吞水一样把我拽进深渊，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是经历这一悲剧的人，但我被强奸了，我被玷污了，我有罪了。

但真的是我的罪过吗？

也许是吧？

但为什么没有人问强奸犯为什么他会强奸别人？

为什么人们要逼我说出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却为强奸犯开脱？

为什么明明我不想回忆这样的事情，却要不停地威逼我去“反思”自己的罪行，甚至将它戏剧化？

为什么人们明明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却拿那样充满恶意的眼神对着我？

为什么人们都把我当成异类？

为什么我会是异类？

为什么？…

一阵无端的慌张像一只老鼠啃咬着我的胃部，好似听到了一阵召唤，我呆愣愣地站起身来，无视了记者讶异的眼神，无视了开门时发出的“吱扭”声，无视了摄影师咔嚓咔嚓的照相声，无视了一切，我只想追逐，追逐，追逐到天边，却又不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

我被召唤到楼顶，看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天气，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明亮的太阳在空中绽放着绚烂的光彩，那样的纯净，那样的天真…

我剥下束缚着自己的衣服，一步一步，走向楼顶的边缘。

一阵微风将我托起，我拥抱着她。

狂吠大人已经死了三日了。

原家镇里能调的监控，能找的证人都找过了。当然，这些也是极难进行的；毕竟他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人。要是问起他的恶行和毛病，那所有镇民都能说出几个，连二三岁的小儿也个个能念出“那个人是疯子，坏蛋，大家都别靠近他”那样的话。

但要是问起他的来头，他的行为举止，乃至他是什么时候从原家镇上消失的，那所有人都闭口不谈，乃至聚成一堆，青红尖利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问问题的人，咧着轻薄崎岖的下唇，用滑腻冰凉的声调问道：

“你该不会是和那家伙有关系的吧？”

于是仅仅这案子的第一个取证，就拖到了第三天的上午，还费了好几张崭新的钞票才从搞黑道的手里拿到。

那是一份标明刚录好的录音，没有署名，声音也被故意处理成了蒙了几层厚棉布的样子；但还是听得出那像是个苍老干涩的声音。

“他是从大城里搬来的…是哪座我也不记得了。”那个声音顿了一下，随后像是猛的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心一般开始了独白，“其实不如说他是逃来的…毕竟他踩着拖鞋，头发乱糟半掩着明亮的瞳孔，攥着个拉链半敞着的破背包就出现在镇子里了。他说是城里的人对他不太友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说的‘不太友好’是什么——那晚那个城一大半的人都出动了，拎着剔肉刀和猎枪一条一条街，一个一个旮旯地搜他。好像是他下属中藏了个极端分子，那天和他作别后，回到家就拿了把自动步枪，杀了半条街的人。”

“他自己对那件事闭口不提。在镇北庙口找了个便宜而不究身份的活，勉强在这原家镇上生活下来了；别人问起他他来之前的事，却死死不肯说出事情原委，只是叹着气，说些‘信仰’‘宿命’之类的话。”

“全镇上下当然都听得懂。信仰——这个词在城里人发的那些册册里见过——好像就是磕头，上香一类的事。而磕头上香，不做也没什么大碍；所以说信仰是全然不必要的。而宿命，以前也在庙口算命先生的嘴里听过。到了现在，城里人还是每年发册册，但算命先生已经被镇子里的人打死了，这可是他的‘宿命’所未提到的。全镇上下，因此都暗地里笑这个带着多个无用之物的人。可是毕竟是从大城里而来在此定居的人，几年也未必见一个，所以仍让他在城北工作。”

“过了几天，城里的人拎着一张车轮大的肖像来向我们宣导一个‘坏人’的危害。他们向我们重复了他挑拨宗教争端，制造大屠杀，是十恶不赦的人。我们听不懂也不想听这些有的没的，加上那张肖像画的奇丑，不像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也没有人去问这个‘坏人’是谁。”

“但终于有人发觉这个就是庙口那个满口怪话的搬砖工。于是他开始每天工作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勉强从饥饿和毒打中苟爬出来，得个半碗饭；每次他出现在街头，父母总把孩子拉到背后去，死死盯着那家伙；连庙里的那个大师也改口称他中了邪而非有福德了。”

“原家镇可欢腾起来了。所有人都闲得发慌呢；总得有个工作之余不至于令人空虚而死。于是都把家里蒙着厚厚一层灰的书给拉出来了，找些批判的话，今天说他包庇恶人，是卑劣伪善的圣母，明天又说他串通恶人，是冷漠暴力的杀人魔。毕竟这家伙以前说话的样子分明就是城里人；而骑在城里人头上的滋味，可是平日难以尝到的。”

“‘狂吠大人’就是那时候给他取的号儿。毕竟要想出个不带脏字的评价给他，那些家长一遍遍用而不带坏孩子。于是就有人从书里拉了句‘狺狺狂吠’中的‘狂吠’二字来评价他，又加了个显示尊重的‘大人’——这样已经够文雅了，再隐晦就有人要看不懂了——于是，这不显自己掉价而又可以刺激到他的名号就在原家镇传开了。”

“它刚开始还能和上来骂他的镇民对答如流，甚至一小套话把别人反驳得哑口无言，然后接着去做他那遭罪多过工作的活儿。但大伙儿就不乐意了；我们批评你，哪轮得到你来反驳？于是再找一些难以反驳的话来反击；但很快所有人就发现即使是平日街上对骂时当作秘籍留着的最脏的套路都对它不起作用。”

“但这肯定难倒不了聪慧的镇民们的。他们很快就想到了个新的办法：先把它打一顿，等它不再还口了再骂他。可它即使被按在臭水沟里砸，也总能在血沫之间憋出一两句引经据典的话。你说，这家伙怎么还这么…贱呢？”

“大家见它还不就范，就打得更狠了。几天前，我们把它按在城北庙大殿里的水泥地上，把它的头发攥住，一边口中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地骂，一边对着地面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地砸。这回它可算是没有回应了。几十人对着它痛快地骂了几个小时后，忽地发现它已毫无反应，眼睛虽然睁着，但已经全然没了神，口鼻中也溢出血来。大家都暗骂它不耐揍，也没什么热闹可看，于是打着呵欠走了。晚上又有人发现它不在那大殿里了；但大家已经累了，就没有和往常一样举全镇之力找它。”

“然后的事情你这城里人也知道；三天前在下水沟找到它溺死的尸体。据我所知，城里可没有人主张让它溺死——本来决定过几天烧死的，但烧的花样尚未决定下来，所以错过了机会；因此可以确定，不是镇里人动的手，估计是那个狂吠大人自杀了吧——这个懦夫，懦夫…人，岂是能随便就死的？”

录音戛然而止。

案子没有被继续调查下去。毕竟原家镇里是没法指望更多了。他在城里的事，也已在昨日给平了反；城里的人又拎着张车轮大的——这次总算有人样，但却和那狂吠大人的尸体不太像的——肖像，又给镇民们念念叨叨了半个下午。我心想，这也算是尽我所能的还了公道吧。

…

两天后，我坐着巴士从镇中心离开。经过城北庙门时，偶然又看见几十人站坐在那里，眼神脸色已然看不清了；而他们的中间，面朝下趴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

香乌笋与莴苣

香乌笋与莴苣是一样东西。

香乌笋有着淡绿色的根和翠绿的叶子，莴苣有着淡绿色的根和翠绿的叶子。

莴苣果然还是被大众接纳了，他很得意。

香乌笋被冷落在了一边，许多的人都投奔了莴苣，很少有人喜欢他的味道了。

但他很感谢那些拿起筷子，拣起他，沾沾放了白糖的酱油，一口把他塞进嘴里的人。

莴苣很多人喜欢，香乌笋没什么人喜欢。

香乌笋与莴苣是两样东西。

牙齿与鞋子

没有人不尝试就能成功。

我从前“牙齿”讲不清楚，经常说成“鞋子”。每次讲错爸妈都会笑我，他们让我“舌根碰天花板”…

我会说“牙齿”了，但我还是不会说“我”。于是我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看起来很蠢，但总比那些从吃香乌笋改吃莴苣的人要好。

——方言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是文化的传承。一口京腔会让人联想到皇城根儿的大气，软糯的苏州方言仿佛让我们置身于江南的小桥流水之间。保护方言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然而上海话的传承已然岌岌可危，上海的家庭应当去鼓励孩子们多说多用上海话。哪怕他们再说不好，这也是尝试的过程。而很多本地家庭如今选择直接掐断这根残烛，这是不可取的。对于外地朋友们，也是如此，如何融入上海？不是富丽堂皇的服装首饰和满满当当的生意安排，而是一口不论多么洋泾浜的上海话。

舔人

The Licker

小狗喜欢舔自己的毛，当舌尖每次掠过皮肤时，原本不多的毛发又少了几根。当有天他发现自己没毛了之后也只能摇着尾巴，走到主人面前，低下头，用鼻子贴着他的脚嗅上两下。再趁主人不注意，伸出舌尖，轻点两下主人的脚趾。

主人哪里不知道小狗的意图。其实他也习惯于小狗湿润又有一些小凸起的舌头在脚上抓挠时的痒。只是在小狗舔了两下之后，便故意将脚伸远一点，脸上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知道，小狗肯定会过去。

主人不给他买骨头了，他也只能坐等一位下巴满是胡子茬的邻居上门，将他全身从上到下舔个遍。运气好的话，还能受赏几块肉。

复读人

The Repeater

有些人会将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忘了。当复读人又再将其一字不差地说出来时，就能受到褒奖。就连上面几句话，也都是复读人跟我说的。

只是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之健忘。

复读人有时也会出现失误，当别人话音未落，便立即又重复了一遍。当那句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时，他却觉得别人是在认可他的存在。渐渐地，大家说话之后会故意拉长尾音。聪明人早已看出端倪，借此找找乐子。或许，复读人这次真的成功了吧。

静音人

The Silencer

房间内的躁动声传入了楼道中，隔壁屋内的人听见了，静音人也听见了。

他悄悄地滑进了门内，本就逐渐安静下来的房间变得更为沉闷了。人们为了让静音人感到自己的存在并未让他们感到不适，只能强笑几声，尝试延续先前的气氛。片刻过后屋中便再无声响了。人们为了不让静音人看出他们对他的畏惧，只得一直注视着他。

而静音人反而显得更为从容，也许是习惯了吧。房间沉寂了约有一阵子，大家再也坐不住了。在用眼神短暂交流过后，一起站起身来，打了声哈欠，就散了。

先生无名氏，浙江钱塘人也。其貌不扬，甚至丑陋，然其所作所为可谓千古佳话。

一日，先生尾随一女生。那女生不是别人，正是隔壁村泻药厂厂长的女儿。关于那些药厂的历史，我不想赘述，你只用知道那小姐没有姓名，是厂长在西北的雪山上拾来的。先生甚是无聊，便想着去接近她。或许是天意，又或是先生故意为之，那小姐居然踩到了自家厂里发的泻药宣传单，一个踉跄没站稳撞上了村口的电线杆，霎时间乌鸦飞去，猫犬逃窜，路上行人也纷纷没了踪迹。小姐倒地不省人事，先生伫立双目呆滞，他发现了周围出奇地安静，天空则由蓝变紫，日月全无。他立刻明白自己入了太虚幻境，虽然自己本是个唯物主义者，这并不影响先生观赏小姐倒地的憨态。他直勾勾地看，入迷似地看，空洞的眼神并不注意特定的部位，只是离散地想将一切吸收进来，生怕她被吹散了。先生觉得看不够，于是逐渐靠近，跪下，端详她从雪中诞生的脸。先生那时没见过雪，只知道是很美好的东西，洒在地上像盐和糖。他想听雪落下的声音，便将耳廓贴上她的胸膛。那时奇异又柔弱的声音，是熟悉又陌生的跳动，先生领悟到了什么，抬起头来，摸了自己的胸膛，确切空无一物。他看着雪被撞出淤青的额头，大概这就是路边被踩过的雪地，他想帮她清除这些污垢，便将自己的嘴唇抵了上去。就在那个瞬间，天空的紫色退散了，乌鸦归巢了，猫犬又打起架来了，太阳又将他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小姐一巴掌扇来，帮先生救出了太虚幻境，街上行人纷纷，熙熙攘攘。小姐的脸又恢复成雪白的了，她朝他鄙夷地看了一眼，抹了抹嘴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便是先生第一次做人工呼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