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同琼西去画了那不勒斯的海湾。
我们在海边架起画板和帆布框,搬出调色盘、颜料和铅笔,从下午一直画到日光消逝。此刻,太阳马上要溶解进波涛层层叠叠的亲吻中,消失在地平线另一端。它就好像是个冰激淋球一样地融化了,火烫的辉光使每一寸潮汐都升温,洗刷过我们的脚踝。
我已经收起了画具,港口的速写我今天也已经画了太多太多,暮色下汽船与渔舟纷纷入港停泊,游客和行人高谈阔论着经过。
可是琼西仍在画。自纽约那个肺炎肆虐的冬天已经有好几个月光景,琼西早就完全恢复了过来,但她重拾画笔时竟让我感到有几分陌生。这次大病好像重新给予她一种新的风格。曾经琼西作画是非常谨慎的,必须要让每一笔都落到自己想要的地方才算满意,这种有些过度的完美主义几乎成为她作品的代言词。可是现在她画画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喜笑颜开,她的笔触灵动多变,色彩更是明艳得近乎大胆。她一天里一连画上十几幅,根本不停下来思考或者欣赏它们的样子,只是继续,继续。
我拣出其中的几幅来看着。不知为何,飞扬的笔法和鲜亮的色彩结合在一起,整幅画居然营造出一种流动的沉郁感。它们每一处都在呼喊——求救,她的作品在打破、挣脱、逃离。
在那不勒斯尤为如此。这个属于她梦里的、南方的国度,用它夏季独有的炎热与干燥激发出了每一分琼西的热情,使她更加不知疲倦地投身于艺术。就好像…好像她自己的灵魂是一个最纯净的颜料桶,她的思绪则是笔尖探入其中,取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她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投射在画板之上。
她住笔了。我们回到离海不远的旧旅店里,两个人都作画到深夜。一直到我困倦得必须上床休息,琼西还在桌前画着。
走廊是纯白色的,我几乎像是站在虚空里。一切都是干净的、寂静的、空洞的,唯一的色彩来自于挂满墙面的画框。
我认出来我正站在华盛顿美术馆的中央。我和琼西找寻灵感时就去里面逛逛,每一个“艺术区”的画家都梦想有天自己的画能够在这里展出。
但等我环顾四周时我发现一个令我惊奇的事实:这里全部是琼西的画。我几乎欣喜得跳起来,然后冷静下来,开始慢慢参观这些我并不陌生的展品。艺术区绵延交错的小巷子,古旧教堂的尖顶,院子里重抽出枝叶的常春藤…
她谱写着自己的狂想,关于一个永恒的主题——我并不愿意多想,但是当我慢慢踱下走廊,那些奔放得快要飞出画框的画作:点与线,光与影,靛蓝与紫红,我几乎确信地感受到。
感受到在某一个瞬间我无比地靠近她的心脏,她的未曾终止的狂想,她向往…死亡。
这个想法使我感到害怕。而这恐惧又比在她生病的那个冬天猛烈得多,这些画作是毋庸置疑的线索,向我揭示她想要重新去追随那片陌生的土地,并且像所有在她之前涉足那里的人一样不再返回。
被这些想法推着,我跌跌撞撞地来到走廊尽头,墙上只挂着一幅油画。从第一眼我就被震惊得说不出话,因为它美得令人屏息。
那是一幅海边的日出。红色、金色、藏蓝色与金色交汇编织,南国的日出,多么宏大的景象,所有人都会为此心潮澎湃,配上琼西当今的风格更是如此。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我大声地开始呼喊琼西的名字,她或许会马上出现在拐角,而我得以询问她关于这幅绝无仅有的杰作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苏娣,该起床了!”
我在一片迷糊中挣扎着睁开眼睛,墙上的挂钟上显示四点半:“天,琼西,你这个点儿叫我起来干什么?现在才五点没到!”我大声抱怨着。
琼西用一种惊异的眼神看了我一会。然后笑起来,俯身拍拍我的脸颊。
**“我们去画日出。”**她说。
我们看着海的那段太阳一点点地升起来。在昨天的暮色里有一颗太阳死去,现在便又有一颗初生的光球升起。
我默默地看着琼西:她不断地在画布上涂抹着,她的指尖与笔的唰唰声比飞掠的光影还迅捷。她的线条肯定而挺拔,同时又近乎狂野地向外延展着,使人想起加利福尼亚郊外的牧野——或是贝尔门先生那一丛乱糟糟的胡子。
她落下最后一笔,转过身来。琼西脸颊上满是泪痕,都被阳光洗成金色。她紧紧拥抱了我,过一会说:“亲爱的,我曾想死是有罪的。”
她哽咽了。她低头去抹眼泪,指了指那幅画让我看。它与我梦里如出一辙,却又完全不同。因为当我看着它,它的一切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我只能感到无比的平静。绝对的平静,没有什么可以打破。
它好像是一场千人演奏的交响曲,从中我听见太阳运转和潮汐更替的声音。没有一种力量能与之抗衡,它们不可逆转,却不予人压迫感,反而这种绝对的能力给予它们一种永恒的安宁。
在我梦里那幅画会有人为之癫狂,会有人涌进美术馆看到它之后落泪、大哭,或者激动得寝食难安;而在我面前的画,所有人会看到它,停下来,仔细地看,非常非常仔细地看——他们甚至或许会忘记时间的存在,然后他们会走开,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不想起它。可是他们都会悄然的,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带走了什么,或者他们的某一部分已经被永远改变了。
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结合:情感与理智,外放和内敛。几个月来我第一次重新在画框里找到了病前琼西的影子,那种追求完美的精致感和她奔放飞扬的心绪在这里毫不相斥地融合。
是的,旧的琼西和新的琼西都活着,那一刻我们知道在南国夏天的一场日出里,琼西、我,和我们心里的贝尔门先生,都经历过一场如太阳般的重生。